在皇帝的“威胁”小本子中，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们排名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有继承权，如果自己实力不够，那就很难保住皇位。作为一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和晋武帝司马炎都希望通过分封同姓诸侯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当汉文帝和晋惠帝显露出难以驾驭宗亲的疲态时，这些亲人便立马反目，然而事实却是，汉景帝成功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晋惠帝无力抵抗导致中原大乱，为何两者的结局如此不同?

　　一、藩王屏障，埋下祸端

　　分封宗亲为地方诸侯王，是皇帝的无可奈何之举，哪怕汉高祖和晋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也需要笼络和信得过的人来替自己掌控地方，拱卫皇室。在陆续消灭了异姓诸侯王后，汉高祖在他们的旧地上又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誓约。作为篡权夺位的士族代表，晋武帝深刻意识到这些门阀的威胁，为了巩固司马氏的江山，防止自己“禅让”的故事重演，晋武帝先后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并且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大军，甚至能够插手干预中央事务。

　　汉高祖和晋武帝都只看到了地方实权派的优势，却忽略了人的野心和欲望有多可怕，尤其是当祸从中央而出的时候，地方诸侯们就有了光明正大的插手理由。首先是在继承人的选择上，继位的汉惠帝和晋惠帝都难成大器，给了吕后、贾后干政擅权的机会。其次，诸侯王们在封国内的权力很大，通过独揽军政大权，实际上对中央造成了巨大威胁，尤其是当中央出现了争斗或是发布了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后，这些诸侯王就能够以“清君侧”的名义向中央进发，平叛的同时也是夺取皇帝之位的最好时机。

　　二、干政擅权，宗亲翻身

　　汉高祖和晋武帝死后，受他们节制的中央各方势力纷纷抬头，在吕后的高压下，刘氏诸侯王们或废或死，忠刘的大臣们或死或逃，甚至她还违背了汉高祖立下的”非刘姓不王“的誓言，大肆分封诸吕为王。虽然晋武帝的儿媳贾南风上位的道路没有像吕后这么顺利，但她还是如愿以偿做了干政擅权的皇后。因为晋惠帝的软弱无能，贾南风陆续消灭了对自己有威胁的太后、太子、助力自己夺取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人，完成了专权。

　　就在吕后、贾后大张旗鼓干政的时候，刘氏宗亲、司马氏诸王也没闲着，正摩拳擦掌等待着翻身的机会。吕后死后，齐哀王刘襄、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联络大臣灌婴、周勃反吕，并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刘襄、刘章、刘兴居都是汉高祖庶长子刘肥的儿子，虽然都是铲除吕氏的宗室功臣，结果什么好处没捞到，不是先后愤懑病逝，就是不满而起兵叛变，掀起了宗亲作乱的开端。贾南风干政后与吕后的表现无异，先是悉数清除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又扶持亲戚为自己的党羽。然而在诛杀了晋惠帝唯一的儿子后，这个不择手段的女人也迎来了自己的终结：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司马肜、齐王司马冏联手废除、赐死。

　　三、同宗相残，不同结局

　　当皇帝不再高高在上，有着血缘关系的宗亲们势必会为了这个位置争的头破血流。汉文帝初立时就面临着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的谋反，而汉景帝时，大臣晁错的削藩政策将皇帝与诸王的矛盾激化，吴王刘濞害怕自己失去权势，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六王公开反叛。司马诸侯王们杀起同宗的手也都没软过，且相比刘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先后掌权又都死于血亲之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

　　汉景帝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起兵，以“请诛晁错”为理由发起叛乱。将晁错腰斩后，眼见叛军没有退兵，汉景帝认清了现实，以梁国血战为代价，周亚夫大破吴、楚联军。贼首伏诛后，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济北王或伏诛或自杀或徙居，西汉中央政权获得了绝对胜利，确定了自身的绝对权威。此后，西汉皇帝们在削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诸王们渐渐沦落到成为郡国的“吉祥物”。

　　然而西晋就没那么幸运了，司马诸王的野心家太多，在处死贾南风后，司马伦将晋惠帝软禁，自己称帝，引来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手伏诛。而居于拥立晋惠帝复位首功的司马冏功高自傲，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藩王倾轧，长沙王司马乂攻打司马冏，得以独揽大权。忠君爱国的司马乂也没有迎来好的结局，东海王司马越向司马颙示好，将司马乂杀死。随后司马颙、司马越、司马颖三方继续争斗。而西晋也在宗亲诸王的轮番背刺下千疮百孔，在异族的侵入下丧土失地，再无一统故土的机会。

　　比起晋惠帝来说，汉景帝要幸运得多，他有父亲汉文帝的削藩基础，有周亚夫这样的名将审时夺度，有弟弟梁王刘武的拼死抵抗，有满朝文武的忠心为国，有全国百姓民众的支持，这也是西汉七国之乱能够迅速平定的主要原因。然而晋惠帝有的却是又丑又作的妻子，全是想取而代之的藩王们，甚至他自己都是个“傻子”。汉景帝顶住了压力，于是汉祚延续;晋惠帝无法作为，西晋亡于他手。